“你们真笨，26个字母搞了三年”

　　为了消除社会上对于汉语拼音的误会和质疑，拼音方案委员会的专家们必须进一步讨论，以便使方案更加完美。

　　但是，这些语言学家们来自不同的学派，对字母的发音也就有着不同的理解。这些学术上的差异，常常引起专家们的争论。

　　曹澄方记得，有一次，专家们讨论一个问题，6个专家意见还比较一致，另外6个专家却各有看法。六比六，僵在那里。

　　老先生们年纪都不小了，身体也不好。但争论起学术问题，一个个面红耳赤，互不相让。吴玉章曾说，这个东西表决制不解决问题，人多了，也不一定是对的。僵持不下时，只能把这个问题先晾一晾，讨论下一个问题。

　　关于这些激烈的争论，我们从1956年8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发表的《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(草案)的初步意见》中，可见一斑：

　　字母的具体安排上意见分歧的一个原因，是各人对于方案的要求重点有所不同。有人重视教学的方便，有人重视学会以后实际使用的方便。有人从机械应用的效率出发，要求字母的总数少一些；有的从语音的准确描写出发，认为字母总数最好多几个。有的人重视运用拉丁字母的国际习惯，有的人重视汉语语音系统的固有特点。有的人着重为汉字注音，有的人着重在设计一种拼音文字。……每一方面的要求都是有理由的，孤立地来看，每一个要求都是应该满足的。但是要在一个方案里头，使每一个要求都满足得一样好，事实上是办不到的。

　　当时不仅专家提出许多意见，群众们也有很多建议。随着《草案》的不断公布和发表，群众来信也越来越多。周有光记得，“重要的信就有1800封。不仅有中国人，外国人、外国专家也来信提意见。每一封信我们都要交到拼音化研究室给他答复。”

　　审订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多次会议，但各方意见总是难以统一。为了使汉语拼音尽早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，周恩来总理专门指示审订委员会：

　　汉语拼音方案还不是文字方案，它是给汉字注音，帮助扫盲，帮助推广普通话的，它还不能代替汉字，因此现在不能废除汉字。至于汉字将来是否要用拼音文字代替，这个问题需要从长计议，现在不做决定。

　　至此，一些赋予《汉语拼音方案》过多功能的争论才得以平息。1957年11月1日，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布〈汉语拼音方案(草案)〉的决议》。

　　三年寒来暑往，专家们一个字母，一个字母地反复推敲、试验、分析，终于捧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。

　　周有光先生对记者说：“当时有人开玩笑说，你们真笨，26个字母搞了三年。”回忆往事，老人哈哈大笑。他说：“我觉得这三年搞得值，如果当年留下一点马虎，今天会后悔无穷。”

　　周老记得当他们把《方案》交到周总理手中时，他对总理说，我们这个方案定好了，国务院给它公布一下就行了。可周总理说不行，国务院要通过，还要送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通过。足见国家对这套《汉语拼音方案》的重视和期望。

　　1958年2月11日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《汉语拼音方案》。

全民争学a—o—e

　　1957年12月，《汉语拼音方案》正式通过之前，刚刚随父母从越南回国的李乐毅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了《汉语拼音方案(草案)》。看到这份《草案》后，他立即试着用它拼写起来。“太方便，太简单了！我一会儿就学会了！”

　　在越南时，李乐毅就曾尝试过自创一套“汉语拼音方案”，但是弄来弄去，不是拼法不够简单，就是标调不好处理，最终还是放弃了。“看到这套《方案》以后，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！以前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”时隔多年，李乐毅当时兴奋的心情仍然溢于言表。

　　当时，他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，拿到新的《拼音方案》后，他马上组织同学们学起来。

　　对汉语拼音最狂热的时候，他甚至用汉语拼音来记日记。“有一次，我用汉语拼音写的日记被团支书发现了，以为我在用密电码，搞什么特务活动。解释了半天，才说清楚。那次，差点儿就没让我入团。”提起这些有趣的往事，李乐毅呵呵直笑。

　　1958年9月1日，刚刚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宗春启打开新发的课本，他惊讶地发现课本的第一页是一些曲里拐弯的外国字母。除了方块汉字之外，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字。“当时，我父母看到也很奇怪，说你们怎么学外文了。”

　　但不久，宗春启就发现，通过这些拉丁字母他能够学会很多生字。宗春启回忆，那时候出了很多带汉语拼音注音的图书，学会拼音后，他经常到新华书店去看书。“以前不认识的字，一拼就知道是什么了。那会儿，我看了好多书，也自己认识了好多字。”

　　1958年秋季入学的小学生，成为中国第一批学习汉语拼音的人。据统计，仅1958年一年，全国就有5000万小学生学习了汉语拼音。

　　而在此前，为了能更好地完成汉语拼音教学工作，大批的中小学老师也分期分批地进行了培训。城里的教师由区文教局负责培训，而农村的教师的培训工作只能依靠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了。

　　那年暑假，正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王理嘉背上铺盖卷，跟同学们一起来到京郊房山。王理嘉回忆：“那时候，农村条件很差，交通也不方便。我们坐长途车到房山边上，又坐着村里的马车进山，光路上就几个小时。”

　　到了村里，十里八村的小学老师都搬着小板凳集中到生产大队的场院里。一块小黑板，几根粉笔头儿，刚从报纸上学会新汉语拼音的大学生们，当起了老师的老师。

　　那时，农村老师普遍文化程度比较低，初中毕业就算是秀才了，更多的只上过小学。之前，他们压根儿就没见过拉丁字母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

　　王理嘉和同学们一个字母，一个字母地教，老师们一点一点地学。三四天后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居然都掌握了。王理嘉记得，结束培训时，他还专门为他们出了一张卷子考核。“大部分人都考得不错。连一个抱着吃奶的孩子来上课的女教师，也考了九十多分。”

　　1960年，山西省万荣县年仅5岁的小姑娘吴建生和她的母亲俞冰如，从晋南小县城来到北京，参加十省市注音识字展览会。吴建生记得，一位工作人员把她领到舞台上，让她写“吴建生小朋友你好”，她便用汉语拼音写出了这句话。会后，吴玉章高兴地将这个小姑娘高高抱起。

　　通过学习汉语拼音，吴建生认识了很多字，也能用汉语拼音写一些简单的话。后来她在翻看当时的笔记本时，还发现自己用歪歪扭扭的汉语拼音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。

　　很快，吴建生就成为学习汉语拼音的小名人了。直到现在，她还在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语言文字工作，幼年的经历影响了她的一生。

　　她的故乡晋南小城万荣，也因为用汉语拼音成功扫盲和推广普通话，成为全国的一面红旗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万荣县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，一直在做扫盲工作。但是经过几年努力，效果甚微。由于，农民只能利用农闲时进行扫盲，回生率很高。

　　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公布以后，万荣县找到了扫盲的好方法。据当时报告记载，一般农民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，利用汉语拼音识字，100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个。

　　那时，万荣的大街小巷，田间地头，商店食堂，只要有汉字的地方都被标上汉语拼音。万荣县青古村村民王俊道至今记得，那时候，他们在地里干三百米，到地头坐下来休息一下，休息的时候就你问我，我问你，互相学习，很快就学会了。

　　村里的老人们都说，如果不是有拼音这个好办法，我们至今还是睁眼瞎呢！

　　拼音统一中国话

　　汉语拼音不但帮助了注音识字，对于推广普通话更加意义非凡。

　　中国幅员辽阔，方言众多。各方言间除了语音差别甚远外，词汇、语法也不尽相同。特别是岭南、江浙方言，北方人听起来如同外语。这种巨大的方言差异，给人们的交流造成很大不便。

　　周有光记得，解放前他在欧洲遇到几个中国老乡。一个广东人，一个福建人，一个上海人，三个人在外国说中国话说不通，最后只能讲英语。

　　其实，早在清雍正年间，朝廷就要求各地方官一体学习官话，但几百年过去了，各地普通话普及程度还是很低。

　　1955年10月25日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闭幕仅仅两天，中国科学院就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。会议明确定义，普通话是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，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，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”的现代标准语。

　　曾参加这次会议的胡明扬记得，对于普通话的定义，专家们还有过一番争论。有人认为广东话中保留了很多中古读音，是中国最古老的发音方式，普通话应以广东话为基础。有人认为，上海聚集了大量文人，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上海话应作为普通话的基础。但是由于全国70%的方言都近似北京音，北京语音最终成为普通话的标准语音。

　　1956年2月6日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》，《指示》中要求在文化教育系统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普通话。学校、广播、电影都成为推广普通话的工具。由于这些推普方式都限于口耳相传，在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公布前，推普工作收效不大。

　　1958年，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19岁的社员陈进四，作为福建推广普通话的标兵来到北京，参加第一届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。陈进四告诉记者，其实那时候她还不怎么会说普通话。

　　到了北京，吴玉章专门派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杜松寿教她学拼音。很快，她就掌握了。回到吴山，她用汉语拼音拼字音，普通话提高很快。

　　吴山乡是福建省最偏僻的地方，方圆四十里全是崇山峻岭，方言非常杂乱。有时，只要隔一条河互相说话都听不懂。解放初期，吴山乡的干部大都是从北方来的。北方干部都是一口普通话，当地农民可犯了愁。开会、做报告，他们听不懂。土改的时候，全乡只有一个地主的儿子能听懂普通话，乡里就让他给老百姓当翻译。可没想到，他把群众的好话翻成了坏话，把政府的政策由白说成了黑。结果，土改时农民们吃了大亏。好久以后，大家才回过味儿来。学会普通话，对于吴山乡的村民们，太重要了。

　　陈进四一直担任吴山扫盲班的老师。学会汉语拼音前，她每周都要跑到20多里以外的邻乡找小学老师备课，然后再回来教学生。老师发音不标准，她学的时候也是大概其，回来转述给学生，就更走样儿了。几年下来，不但学生没有学会普通话，就连陈进四这个老师也说不利落。学会汉语拼音以后，他们学习普通话终于有了标准。现在，陈进四接受记者采访时，说的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

　　汉语拼音不只是中国拼写中文的标准，也是世界拼写中文的标准。1982年，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标准(ISO)《文献工作——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》决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(1958年2月11日)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，被用来拼写中文。”当时，美国国会图书馆里中文书籍的检索目录都是根据威妥玛式编写的，为了适应国际标准，他们投资2000万美元，把目录全都改成了汉语拼音检索。

　　电脑时代到来后，汉语拼音又成功地解决了汉字输入问题。据统计，现在95%以上的电脑用户，都采用拼音输入法。

　　现在，汉语拼音在国际交流、对外汉语教学、手机输入、手语、盲文等各个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生活中，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汉语拼音，而它也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另外一种重要手段。